“95%消納紅線要放開”的猜測近期在各大自媒體持續發酵，疊加剛剛閉幕的兩會再次釋放利好新能源產業的信號，新能源板塊自上周五開始全線反彈。

95%消納紅線，即清潔能源消納考核指標，通俗來講，就是新能源消納率至少達95%，見于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2018年聯合印發的《清潔能源消納行動計劃（2018—2020年）》（以下簡稱《行動方案》）中，該文件首次提出把棄電率限制在5%以內的概念。即使該文件已經過期，95%仍作為當前新能源利用率考核的隱形標準線。

（來源：微信公眾號“電聯新媒”  作者：趙紫原）

近年來，我國新能源在注重數量快速增長的同時，消納水平不斷提升。援引自經濟日報數據，全國風電、光伏發電平均利用率逐步提高，風電利用率由2016年的82.4%提高至2022年前11個月的96.7%；光伏發電利用率由2016年的90%提高至2022年前11個月的98.2%，達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然而，這些都不是免費的“午餐”。由于新能源占比持續提升，電力電量實時平衡難度加大，安全問題不容忽視。根據有關部門的研究，隨著新能源滲透率的不斷提高，電力系統投資運行消納成本也將顯著增加，業內認為，新能源消納率“緊箍咒”是時候調整了。

從“棄電率”到“利用率”

新能源消納考核指標悄然變化

消納率的“前身”是棄電率。我國新能源自2010年起進入規模化發展階段，裝機大增，加之電網建設和消納機制相對滯后，“棄風棄光”開始出現，并在2016年前后出現高峰。

2017年1月，國家能源局召開新聞發布會，會上相關負責人表示，2016年我國棄水、棄風、棄光電量合計達到1007億千瓦時，較上年下降近100億千瓦時，但規模仍超過三峽電站（當年）976億千瓦時的全年發電量。

彼時，棄風棄光成為各界討論的對象，各方密集調研，諸多機構發布研究報告，能源主管部門每年都出臺相關政策文件。2018年，《行動方案》發布，“利用率”取代“棄電率”成為官方表述。

2019年1月，國家能源局電力司負責同志就《行動方案》答記者問時表示，長期以來，我國清潔能源發展一直以“棄電”的高低作為評價標準，但“棄電量”“棄電率”的說法只關注清潔能源電力的未利用部分，忽視了整個能源和電力系統為消納清潔能源付出的努力和成本，易引起社會各界的誤解。

隨著新能源的大規模開發，體制機制逐步完善，我國新能源利用率居高不下。國網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2023年9月發布的《中國新能源發電分析報告2023》（以下簡稱報告）顯示，2022年，全國新能源發電量首次突破萬億千瓦時，新能源利用率自2018年以來連續五年超過95%，持續保持在較高水平。3月4日，全國新能源消納監測預警中心公布了《2024年1月全國新能源并網消納情況》，數據顯示，今年1月，全國風電、光伏利用率分別平均達98.3%、98.0%。

從“棄電率”到“利用率”，從一味追求棄電指標“雙降”，到一味追求利用率指標“雙升”，評估可再生能源消納的考核指標悄然變化。

從“利用率”到“合理利用率”

一味追求高消納率得不償失

新能源利用率，常被新能源企業視作“護身符”，卻成了電力系統的“緊箍咒”。業內人士感嘆，一味追求高消納率得不償失、難以為繼。

截至2023年底，全國并網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合計裝機規模從2022年底的7.6億千瓦，連續突破8億千瓦、9億千瓦、10億千瓦大關，2023年底達到10.5億千瓦，同比增長38.6%，占總裝機容量比重為36.0%，同比提高6.4個百分點。

如此高的新能源裝機，要保證近乎百分之百的消納率，電力系統的安全壓力和經濟負擔越來越重。

2019年《行動方案》答記者問時，國家能源局相關負責人就坦言：“從整個能源系統經濟性和全社會用電成本的角度，結合電力系統自身的特性，清潔能源消納存在一個經濟合理的利用率范圍，片面追求百分之百消納，將極大提高系統的備用成本，限制電力系統可承載的新能源規模，反而制約了新能源發展，因此并不是百分之百完全消納最好。”

從電力安全角度看，傳統電力系統電源以常規火電、水電為主，發電出力連續可控。新型電力系統中新能源發電受氣候變化和天氣條件影響大，具有隨機性、波動性、間歇性的特點，發電出力弱可控和高度不確定。

新能源裝機越來越多，電力電量實時平衡問題越來越難。研究顯示，風光等新能源發電功率達到裝機容量的概率幾乎為零，達到50%以上裝機容量的概率不足10%。預計2060年，新能源日最大發電功率波動將超過16億千瓦，占全國最大負荷的40%，與當時水火核電裝機容量基本相當。

若要全額消納，意味著系統要付出越來越多的成本。《電網技術》期刊上一篇由國家電網公司調控中心、中國電科院相關專家撰寫的學術論文認為，考慮環境成本后的合理利用率并非越高越好，而是應該綜合考慮新能源發電出力特性和電力系統運行靈活性成本，并與各地區新能源裝機規模、負荷水平等因素息息相關。

“可再生消納改善，但效益更差”的例子，這幾年在我國電力系統中并不少見。根據公開研究，我國某區域調峰市場允許1元/度的調峰服務被調用，以對等換取相同數量約0.37元/度的可再生能源消納，換另一句話說是賠錢或者“燒錢”消納可再生能源。

比如業內呼吁叫停的新能源強制配儲。中電聯2023年3月發布的《新型儲能助力能源轉型》指出，儲能電站建設會加大新能源項目初始投資成本，一座光伏電站配建裝機量20%、時長2小時的儲能項目，其初始投資將增加8%—10%；而風電場配建同樣容量的儲能項目，其初始投資成本將增加15%—20%。當前新能源企業配儲成本主要由企業自身承擔，給企業帶來較大壓力。據記者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已有20余省份發布了新能源配備5%—40%儲能的相關政策文件，并未達到“1＋1>2”的效果。

再以尖峰負荷為例，在“2020全球能源互聯網（亞洲）大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郭劍波指出，可再生能源尖峰出力功率大、電量小，保證尖峰出力消納需要調動巨大的靈活性資源。未來高比例可再生能源電力系統中，保證尖峰出力的全額消納代價大。2018年8月20日4:00，新疆電網風電可用出力突增至890.5萬千瓦（占風電裝機容量的46%），持續時間5分鐘，累計電量74萬千瓦時，僅占全天風電發電量的3.3%。

放眼全世界，仍未有精準的“最合理”的新能源利用率水平及定義，但大致可以理解為整個能源系統經濟性和全社會用電成本最低。英國帝國理工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棄電率整體與可再生能源滲透率呈現出正相關關系，滲透率每增加1%，棄電率的平均增加值位于0.02%到2.97%之間。

在這種背景下，政策再次進行了調整——2021年3月30日，國家能源局回應如何保障可再生能源消納問題時，提到“要科學制定可再生能源合理利用率目標”這一舉措，合理利用率也明確將進行“動態調整”。

從“合理利用率”到市場化消納

消納政策從行政主導邁向市場為主

我們經常聽到這兩種聲音，要么只論消納率近百的功勞、要么只論新能源消納的苦勞，而這些零星信息很難客觀呈現新能源消納率的全貌，若把這些“側面”進行簡單拼湊，我們得以窺見我國可再生能源的消納率的輪廓——消納政策的調整絕非“1以內的”小學數學減法題，而是我國新能源消納政策應從“指令計劃型”走向“市場經濟型”的深層次改變。

“政策已經放開了口子，但是沒有一個地方‘明確風電光伏合理利用率’。”上述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電力系統安全高度承壓，而目前全國各地和相關企業仍然大肆宣傳近百的新能源消納率，這其實給了政策制定者一個不好的導向，95%的紅線是不是低了？是不是比95%更高的數值還能完成？”

我們進一步“打破砂鍋問到底”，為什么沒有省區“明確風電光伏合理利用率”？

一種說法認為，若“明確風電光伏合理利用率”，將違背《可再生能源消納法》。2005年我國出臺《可再生能源法》，明確了可再生能源的固定電價制度，2009年《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時增加了全額保障性收購制度，以“保量保價”為主的模式支持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

最具代表的，莫過于兩起訴訟案件。民間環保NGO組織因“棄風棄光”，將國網甘肅電力有限公司、國網寧夏電力有限公司告上法庭，分別索賠3億、3.1億元。經過耗時約7年的漫長訴訟，我國氣候變化訴訟第一案錘音落定，并達成調解。

其實，通過市場消納與全額保障消納并不矛盾。《國家發展改革委 國家能源局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電力市場體系的指導意見》（發改體改[2022]118號）文中，第六部分構建適應新型電力系統的市場機制中第（一）款“鼓勵新能源報量報價參與現貨市場，對報價未中標電量不納入棄風棄光電量考核”內容。

從法律角度看，市場化消納與《可再生能源法》也不違背。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從發展來看，2009年我國新能源裝機小，全額保障消納有其歷史局限性。從程序上說，先下位法再上位法，也就是先地方后中央。我國幅員遼闊，省區情況迥異，地方法規先行制定再修訂《可再生能源法》，也未嘗不可，就是耗時較長。

“‘解綁’新能源消納率還是要從中央政府層面統一謀劃。”業內人士表示，“消納率計算的分母是全額保障性收購的部分，也就是說，沒有全額保障性收購就沒有消納率的統計，未來，隨著新能源逐步入市，消納率的概念或將不復存在，單純盯著那個數值是沒有意義的，‘解綁’不等于浪費，而是舍掉了冗余，發展階段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