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漢元代表2020年兩會期間以人大建議形式積極關注社會熱點話題

本次兩會期間，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人大代表、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先生恪盡代表職守、認真履行職責，積極建言獻策，參與國是，反映社情民意，并主要針對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減輕光伏發電企業稅費負擔、解決光伏發電補貼拖欠、理清并優化光伏發電行業管理方式等方面問題進行了認真思考和仔細調研，并提出相關的建議。

劉漢元代表談到，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發布的2019年《碳排放差距報告》，當前各國的自主減排承諾已不足以實現《巴黎協定》設定的2030年氣候目標，需將現有水平提升3倍，才能實現將全球升溫控制在2度以內的目標，若想實現1.5度目標，各國的自主減排承諾則需提升5倍。但按照當前各國的集體努力，到2100年，全球將相比工業化前升高3度左右，這將給全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大范圍、長時間的熱浪，前所未有的森林火災，以及熱帶氣旋、洪水和干旱等極端氣候事件，將對社會經濟發展和自然環境造成嚴重影響。作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國，中國理應承擔起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道義和擔當，兌現習總書記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向世界作出的莊嚴承諾，加快推進以光伏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為節能減碳作出應有的貢獻。

此外，當前光伏發電已經具備了足夠的成本優勢，以輸出的等效能量計算，光伏發電成本已經降到了10美元以下每桶原油的價格，且發電全過程零污染、零排放。更重要的是，從國家能源戰略安全的角度考慮，用10到20年時間，實現能源增量的70%、存量的30%到50%的可再生清潔化替代，就能將國家能源供給的主動權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一勞永逸地解決石油進口被國外“卡脖子”的問題，過程中還能從投資和消費兩個維度有效拉動國內市場。然而，當前我國制定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難以滿足加快推動能源結構優化升級的要求，也未能跟上產業發展的實際速度。

他談到，去年12月3日，世界氣象組織發布的2019年全球氣候狀況臨時聲明報告指出，過去5年（2015年-2019年）或10年（2010年-2019年）的平均溫度，可以肯定是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2019年1月至10月，全球平均溫度比工業化前水平高約1.1攝氏度，成為有記錄以來第二或第三高的年份。全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在2019年創下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也高于數百萬年來任何時期的水平。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面臨著愈發嚴峻的生態環境考驗。2019年9月，在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我們曾經所稱的“氣候變化”，現在確切地說是一場“氣候危機”，而我們曾經所稱的“全球變暖”，現在更準確地說已成為“全球變熱”，如果不立即行動，那么巴哈馬群島遭受颶風后末日般的景象就是這個世界的未來。

他指出，為能更加積極應對全球氣候問題，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都紛紛制定并不斷提升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美國經濟總量最大、能源消費量最多的加州，2017年已提前3年實現可再生能源發電比例超過33%的目標，計劃到2025年一次能源50%以上來自可再生能源、2040年達到100%；歐盟發布了2050年零凈碳排放量計劃，力爭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即將凈碳排放量降至零；德國2019年上半年，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到44%，創歷史新高，計劃到2050年實現總發電中可再生能源占80%以上；法國計劃到2050年全國電力全部來自清潔能源。英國于2015年12月關閉了最后一家煤礦，并宣布盡快關閉國內所有的燃煤電廠，作為世界上第一個開創煤電使用的國家，或將成為第一個告別煤炭的國家。

目前，煤炭占我國一次能源消耗的近60%，全球約一半的煤炭在我國燃燒，排放了大量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煙塵，這也正是形成霧霾的主要成分，成為了近年來困擾我國大部分地區，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國民身體健康的重要問題。今年春節以來，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爆發，全國的人員流動、交通運輸大幅下降，很多工廠基本處于停產狀態，據相關機構統計，我國火力發電、煉油廠、鋼鐵廠的開工率都創下了近五年來同期新低，二氧化硫排放同比下降了 36%，二氧化碳排放減少了四分之一以上。在此背景下，今年二月，京津冀地區仍然出現了連續多日中度到重度霧霾天氣，空氣質量依然不容樂觀。因此，關停工廠、車輛限行等措施都只能治標、不能治本，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當前較為嚴峻的空氣問題，只有加快發展以光伏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方式轉型升級，推進汽車電動化、能源消費電力化、電力生產清潔化，才是治理國內霧霾問題、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根本途徑和必由之路。與此同時，光伏發電在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已經成為最經濟的發電方式，在我國部分省市也已等于或低于火力發電成本，已經具備了大規模應用、逐步替代化石能源的條件。

他介紹到，作為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國家，中國也承擔起作為全球大國的責任和擔當，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規劃和目標。2016年12月，國家有關部門針對可再生能源發展先后密集出臺三份重要規劃文件，分別是《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和《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2016-2030》。其中，《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中針對可再生能源的占比規劃為“2020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分別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的15%和20%”；《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對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則規劃為“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15%以上，天然氣消費比重力爭達到10%，煤炭消費比重降低到58%以下”；《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2016-2030》中可再生能源的占比規劃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 15%；2021—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達到 20%左右；展望 2050 年，能源消費總量基本穩定，非化石能源占比超過一半”。

以上三份國家層面出臺的權威規劃文件，都為我國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設定了15%的奮斗目標。然而，本應作為積極引領、指導產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卻與產業和市場層面的實際發展產生了明顯偏差。2016年，我國非化石能源消費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比重為13.3%，2017年為13.8%，截止2018年，該占比已達到14.3%，已經非常接近2020年15%的目標，這距離三份規劃文件出臺僅兩年時間。如按目前規劃計算，到2030年的十年時間，我國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僅僅提升了5%，年均增長0.5%，僅與2016-2018年的年均增幅持平，規劃未能體現引導可再生能源加速發展的意圖和目的。

他指出，我國可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2007年，國家在規劃光伏產業發展目標時，提出2020年裝機總量達到180萬千瓦，此后歷經4次調整，到《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出臺，最終確定到2020年底太陽能發電不低于1.1億千瓦。但截止2019年，我國光伏裝機總量就已達2.04億千瓦，超過規劃目標85%。不難看出，我國可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遠遠走在了規劃前面，規劃始終未能跟上產業發展步伐。

今年是編制“十四五”規劃綱要的關鍵之年，及時調整并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無論從積極引導可再生能源產業健康發展，還是加快推動全球新一輪能源革命，從根本上破解霧霾問題，進一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應對全球變暖，都具有十分緊迫且重大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針對以上問題，劉漢元代表有以下幾點建議：

一是貫徹落實習總書記關于推動我國能源革命的重要指示，制定更積極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建議借鑒國外可再生能源發展經驗，制定更加積極、更具前瞻性和引領性的發展目標，具體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我國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30%，2050年達到50%。

二是建議國家應該像支持5G基站建設一樣，加大對以光伏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投資，推動能源轉型升級。在此過程中，還能拉動鋼鐵、水泥等產能利用，產業規模、市場容量可以連續支撐每年上萬億的投資強度，既加快能源轉型，還能起到穩投資、穩就業的積極作用。

三是制定具體可操作的配套實施方案，增強規劃執行的剛性，定期對完成結果進行監測評估和考核，并向社會公布結果，確保目標如期達成，達到穩預期的效果。

四是減免可再生能源稅費。對包括光伏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減稅，以目前我國財力來看能夠承受，還能加速推動2021年內完全市場條件下平價上網時代的到來，加快我國能源轉型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