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紅：世界資源研究所中國辦公室“一帶一路”項目主任，負責綠色“一帶一路”項目開發、實施及管理工作。

與繁華擁堵的東二環不同，北京東直門地鐵站的西北角有個安靜低調的小公園——南館公園，這是北京市內第一座用中水造景的生態水景園。2010年11月，按照東城區“建設低碳城區，實現綠色發展”的行動計劃，南館公園又被改建成了南館低碳生活示范園。

從園內鋪設的可用來收集雨水的透水地磚，到應用太陽能發電系統提供照明供電，再到利用木塑技術制作的低碳座椅等，園內的三十多項高新低碳技術讓這個“不起眼”的小公園在十年前就成為了北京市節能環保宣傳展示基地。

在距南館低碳生活示范園不足兩公里的地方，就是苗紅的工作地點，這也是2008年世界資源研究所在美國總部以外的全球首個海外辦公室。作為世界資源研究所中國辦公室原能源項目主任，近期苗紅擔任該所新成立的“一帶一路”項目主任，并帶領她的團隊將視野從國內的能源轉型，擴展到國際合作項目中的可持續發展上。雖說“一帶一路”是苗紅的新研究方向，但“可再生能源和能效”依舊是她心心念念的話題。

“24小時在線”

苗紅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忙！

此次的采訪幾經商榷，才在她團隊協調員的安排下擠出了一個小時的時間。可以看出，疫情雖然為全世界按下了暫停鍵，但是苗紅的工作狀態卻如常，甚至更忙了。

苗紅坦言，這些天，她被各種視頻、語音會議塞滿，剩下的時間則是完成各種有關能源研究報告及“一帶一路”項目文件。由于時差關系，苗紅有時像是“24小時在線”一樣。

“雖然我國的可再生能源已經發展多年，也逐漸走入正軌，但我總覺得還能做得更好，所以我們總想推動更多清潔、高效的解決方案。因此，即使沒有疫情我們的工作節奏也是這樣的。”

近年來，隨著全球環境污染等級頻觸紅線，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環境與生態保護，并達成了“環境保護無國界”這一共識，節能和提高能效，以及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也被多個國家列為了能源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由此，多個致力于保護環境、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國際間獨立研究機構或NGO相繼成立。世界資源研究所中國辦公室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成立的。

“我們研究所在全球50多個國家都有分部，所以有時不同國家的工作人員一起開會，說不好幾點開始、幾點結束了。不過好在現在是全球互聯化，打開電腦或手機就能視頻，很方便。”苗紅說道。

就像苗紅所說，疫情的暴發雖然將人們“禁足”在家，但網絡的發達又讓相隔遙遠的人們可以近在咫尺。

如果僅聽聲音，很難讓人辨識出這位中氣十足，語速偏快，且隨時可以蹦出專業英文單詞的女性是一位“60后”。

“是啊，還可以再干幾年，然后就真的要回家了。”苗紅笑著說道。

作為土生土長的北京人，苗紅言談間透露著北京人的豪爽、幽默和“碎叨”，總喜歡在一句話的前后加一些墊話或語氣詞。魯迅曾說老舍說話油滑，這評價似乎一桿子打擊了所有的北京人。但其實，北京人正是借由這些“碎叨”的詞句才顯得格外樸實和“不見外”。

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見證并親歷了祖國的逐漸強大。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體現在每一個吃、穿、用上發生過巨變的中國家庭中。而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能源變革是根本，也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這一點，苗紅深以為然，也在采訪中多次提及。除此以外，“扎根”節能和可再生能源以及能效領域20多年的苗紅更是深知能源變革任務的艱巨。

“能效電廠”初試水

1980年以前，除水電外，我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還局限在生物質發電上。直到1986年，馬蘭風電場在山東榮成并網發電，我國才拉開了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大幕。

而彼時，苗紅還沒有踏入可再生能源領域，她在當時的冶金部做中國鋼鐵行業的發展規劃和研究工作。

“其實挺偶然的，我接觸到了一個亞行的工業節能項目，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國際機構主導的項目。”

那時，亞洲開發銀行要在中國開展一個關于工業節能的項目，對接該項目的是中國節能投資公司，它也是當時中國唯一一家以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為主業的央企投資公司。冶金對于苗紅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領域，因此便被推薦參與其中。

“參與這個項目，對我沖擊挺大，也學到了很多東西。那時，我發現國內和國外的項目規劃是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苗紅告訴記者，“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雖然已經改革開放多年，但部分產業還是沿用計劃經濟的模式，比如，一個項目投資多少是國家說了算。我們在做具體的項目規劃時，也基本只關注投資了多少，收益率是多少。但亞行的專家們除了關注投入產出比，還關注項目對環境是否有影響，對周圍的百姓生活是否有影響等，這種理念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多見的。”

就這樣，苗紅的視野開始兼具國際性。隨后，通過自身過硬的專業素質，以及優秀的英語表達能力，苗紅開始參與更多的國際機構主導的可再生能源項目。

1997年，中國啟動了當時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國際合作項目——可再生能源發展項目（REDP），由國家發改委（原國家經貿委）、全球環境基金、世界銀行共同合作開發，旨在運用全球環境基金(GEF)的贈款和世界銀行的貸款，支持中國建設具有商業化前景的并網大型風力發電場和促進太陽能光伏系統的市場開發。

“很榮幸當時能參與到這樣一個國際項目中，這個項目對我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尤其是在推動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相關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上提供了不少國際經驗，在技術標準上可以獲得國際上的支持。”

據苗紅介紹，REDP項目不僅加快了中國可再生能源在應用領域的產業化進程，開啟了改善中國能源結構的歷程，還開辟了中國邊遠地區脫貧致富的途徑，解決了當時電網覆蓋不到地區的農牧民用電問題。由于REDP項目的成功實施，中國政府和世界銀行又繼續開發了可再生能源規?；椖浚–RESP），作為世行聘請的專家，苗紅更是直接參與了從項目的前期開發到項目生效并開始實施的關鍵過程。

還有一件讓苗紅自豪的事，就是2012年她親自參與策劃的亞行在河北省開展的節能減排項目。

一直以來，河北省是中國重要的工業基地，中國的第一座現代化煤井就出現在河北。此外河北省是鋼鐵大省，鋼鐵產量連續17年中國第一，并有著“世界鋼鐵看中國，中國鋼鐵看河北”之說。然而，工業高速發展的背后，是環境承壓不斷加大。近十年來，河北省一直位居污染最嚴重省份榜首。因此，“去產能，調結構”一直是河北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

恰逢當時，“能效電廠”作為一個創新的節能理念備受河北省政府和國家發改委的關注。那時在美國國際開發署擔任生態亞洲清潔發展與氣候項目中國主任、清潔能源融資網絡（PFAN）中國主任的苗紅，帶領著PFAN中國團隊，搭建起了河北省與亞洲開發銀行的合作橋梁。

“當時，這個項目是為那些想開展節能項目的工業企業以及能源服務公司提供持續的融資支持和機制，鼓勵大家多用可再生能源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河北省政府非常支持，希望借此能降低河北省的用能強度和碳排放量。”

就這樣，在苗紅及其團隊的努力、協助下，河北省成功拿到了亞行1億美元的貸款，以及全球環境基金345萬元人民幣的贈款，極大緩解了項目的融資難題，并為河北省的能效建設爭取到了資金支持。

期待中國綠色能源的未來

4月10日，國家能源局就新《中華人民共和國能源法(征求意見稿)》，再次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提及《能源法》，苗紅和圈內人一樣滿心期待。

“《能源法》公開征求意見可能是最近行業里最熱的事了，大家都很興奮。上一次的意見出臺還是10多年前，這么久過去了，希望這次能源領域的根本大法可以真正落地。”

13年前，我國曾出臺過一次《能源法》征求意見稿，但由于那時我國的能源轉型還在探索階段，各方就能源產品的根本屬性、能源清潔化和低碳化，電改涉及的能源服務等問題難以達成一致，而此次《能源法》征求意見稿，對新能源發展的定位有了三大變化即，承認能源的商品屬性；明確清潔化、低碳化、數字化的潮流以及強調能源的普遍服務。

“希望通過《能源法》，用法律的形式把符合新時代要求的能源基本政策、理念、方針、制度固定下來。”苗紅說，“這次的征求意見中，提到了47次‘可再生能源’，比上一版本多了20多次，這說明國家下定決心要花大力氣把這件事做好。對于我們從業者也是莫大的鼓勵。”

苗紅坦言，可再生能源在中國的發展經歷了太多的不易，作為親歷者，她就如同看著一個孩子在長大。

“疫情給中國及全球經濟造成的影響還遠未結束，中國政府提振經濟措施的‘新基建’又是這些日子的熱門話題。我最近的一篇博客，對電力行業低碳化進程中的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此漲彼消的勢頭，以及可再生能源面臨的挑戰進行了梳理。疫情后短期內很難扭轉經濟下行、火電開閘、可再生能源受擠壓局面，其實歸根結底還是可再生能源的消納問題。要實現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續發展，《能源法》出臺后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和制度安排尤為重要。必須突破可再生能源的消納瓶頸。”

苗紅提到在她的博客中的幾點建議：第一，必須明確可再生能源消納指標的法律地位，確保今年年底開始正式考核的可再生能源消納指標有法可依，通過這樣的制度設計和建設讓市場發揮作用。第二，明確電網企業每年新增的可再生能源并網量最低下限和發電優先上網的次序，落實可再生能源棄風、棄光的經濟補償，為可再生能源發電構建友好的市場空間。第三，建立專門的綠色電力采購渠道，打造綠色電力消費市場，允許用戶選擇電力品種，鼓勵更多的用電戶使用綠色電力。

接下來，苗紅將帶領團隊重點實施綠色“一帶一路”項目，項目將關注綠色金融、可再生能源、綠色供應鏈和可持續城市發展，也將促進中國低碳與氣候適應性投資，推動“一帶一路”國家間的經驗分享和合作對接。

苗紅說她堅信一點，中國的能源轉型更加低碳化的趨勢不會改變，可再生能源發展未來可期。因為這不僅是在保護環境，更是保護子孫后代。